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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報: 重建當代“情感論”文學觀念

時間:2019年06月12日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賴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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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當代“情感論”文學觀念

  【呼喚有情有義的文學】

  近期光明日報組織開展關于文學“情義危機”現象的討論,可謂切中時弊,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也有突出的理論意義。出現這種現象可能有文學內部與外部多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在于缺少應有的文學觀念的支撐與引導。文學現象頗為復雜,并非所有文學活動都具有主體自覺性。而真正具有主體自覺性的文學活動,顯然不能缺少文學觀念的內在支撐。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特性與功能,在于努力建構一個時代所需要的文學觀念,與文學批評一起對文學實踐加以引導。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往往忽視文學實踐的發展要求,或者盲目追逐西方文論新潮,或者以理論為中心自娛自樂,喪失了文學理論應有的功能和價值。本來,在我們的文論傳統中曾經有十分強大的“情感論”文學觀念,并且對文學實踐起到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然而在后來的文學理論嬗變中,這種“情感論”文學觀念逐漸被丟失了,被別的文學觀念逐漸遮蔽了。當代文學實踐中的“情義危機”現象,與這種“情感論”文學觀念的丟失有關,值得我們反思。

  現代文論是將情感表現與藝術審美融合起來建構新的文學觀念

  文學史常識告訴我們,注重情感表現自古以來是我國文學的鮮明特色和優良傳統。不僅詩詞歌賦始終離不開抒情言志,就是神話傳說和戲曲小說也無不以情感為內核,注重表現人性人情以打動人心,追求以美善戰勝丑惡的結局,使人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得以寄托與慰藉。與此相適應,中國文論也建構起了言志說、緣情說、性情說、主情說等理論觀念,既是對這種文學實踐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闡釋,反過來也對文學實踐給予有力支撐與引導,彼此交相輝映,照亮了中國文學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

  一個多世紀前,中國文學和文學理論進入現代轉型時期。那時的文學理論,受西方現代審美論文學觀念影響,力圖將我國傳統情感論與現代審美論有機融合起來,創建新的審美情感論文學觀念,以適應中國文學現代轉型發展的要求。如王國維的“境界說”雖融入了某些西方審美論因素,但仍以傳統情感論為基礎,強調“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他的《〈紅樓夢〉評論》雖用西方美學觀念闡釋中國文學經典,但所建構的審美人生論文學觀念,仍然以關懷人生苦痛為根基,以藝術審美對于人生之意義為最高精神價值,并未脫離傳統情感論的根本。茅盾作為“文學研究會”代表人物,一方面激烈批評舊文學所固有的名士習氣與游戲文學觀,以及當時流行的唯美主義、頹廢主義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宣告“將文學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另一方面大力倡導“表現與指導人生”的文學觀念,強調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新文學的根本要求是要表現普遍的真感情。朱光潛作為“京派”文論家,20世紀30年代初從歐洲留學歸國后,致力于將西方美學思想與中國文學傳統相融合,極力倡導“純正的文學趣味”。他說:“我堅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幾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從‘怡情養性’做起,一定要于飽食暖衣、高官厚祿等之外,別有較高尚、較純潔的企求。要求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老舍在《文學概論講義》中闡發的便是審美情感論的現代文學觀念,他認為感情與美是文藝的一對翅膀,想象是使它們飛翔起來的能力,而使人欣悅則是文學的目的,因此,感情、美和想象便是文學的三個特質。從上述可知,我國現代文論轉型并沒有割斷傳統,而是努力將情感表現與藝術審美融合起來建構新的文學觀念,這對于新文學實踐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真正的現實主義不僅限于追求真實性,還強調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

  我國現代文論轉型還有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以反映論為基礎的現實主義文學觀念建構及其發展。反映論文學觀念的重要特點是要求文學真實反映生活,特別強調文學的真實性及其認識作用。但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并不僅限于追求真實性,同時還強調典型性和思想情感的力量。當年胡風曾以魯迅為典范來闡釋現實主義文學精神,認為作家抱定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信念,是現實主義文學最可貴的品質。這樣的見解無疑是深刻的。聯系文學實踐來看,以巴金的創作為例,他說當初是從探索人生出發走上文學道路的,所思考的問題只有一個:怎樣生活得更美好,做一個更好的人,怎樣對讀者有幫助,對社會、對人民有貢獻。從《家》《寒夜》等作品中,我們不僅能看出作者的影子與生活的真實性,更能讓我們真切感受到作者的生命體驗和思想情感,包括他反復說到自己的痛苦和寂寞,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扎等。在作者筆下,寒意襲人的生活中并不缺少人性溫暖,普通人物的命運遭際中無不充滿了同情,令人悲觀絕望的現實處境里也仍然讓人看到希望。也許可以說,這些現實主義作品并不僅僅因為真實反映了生活,更由于充滿了真摯深厚的思想情感,才具有長久打動人心的精神力量。巴金這種把全部愛憎情感交給文學、把心交給讀者的文學觀念及其創作實踐追求,是值得文學家們永遠景仰和學習的。

  然而不幸的是,后來的文學觀念嬗變沒有把這種文學傳統繼承下來。情感表現論的文學觀念日漸式微,文學反映論也發生了各種不同情形的變異。一種情形是不要“源于生活”而只強調“高于生活”,似乎藝術創造越高大上越好,導致文學創作完全憑想象編造生活和粉飾現實,隨心所欲地拔高乃至神化人物,把文學變成某種思想觀念的傳聲筒,蛻變為一種偽現實主義。進入新時期后出現的另一種情形,作為對偽現實主義的反撥,只強調“源于生活”的真實性,而反對“高于生活”的典型性,使得有些作品只停留于各種陰暗生活與人性扭曲現象的揭露性描寫,從中感受不到人間溫暖,也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成為一種簡單化的“暴露文學”,談不上真正的文學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富有責任感的文論家積極倡導并努力建構審美反映論,將反映論文學觀念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審美反映論的要義就在于,文學不僅是生活的反映,更是審美的藝術,而文學審美的核心就在于審美情感。如王元驤先生說,審美反映不同于一般認識活動,不僅在于以感性現實為對象,而且表現在必須通過作家的情感活動,才能與對象發生聯系。在審美反映過程中,反映與創造是交融在一起的,主體所反映的對象也就是他自己所創造的對象,現實生活中某些事物為作家所感動了,引起了他的情感體驗,這種情感反過來就會支配作家的審美感知。因此,在文學作品中,不僅有生活的真實再現和摹寫,而且還有作家想象的創造和情感的表現,這才是文學的根本特性。這樣的理論闡發無疑有助于深化對于文學反映生活的理解,從而將文學創作引向正確的道路。聯系文學實踐來看,以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和陳忠實《白鹿原》等為代表的一批優秀作品,正好體現和印證了這樣一種文學觀念。

  當代文論應重新回到“文學是人學”的常識

  現實的復雜性在于,在一個開放多元而又躁動不安的時代,即便是一些得到廣泛認同的文學觀念與文學經驗,也未必能夠堅持下來。20世紀后期,西方后現代文化洶涌而來,各種后現代文學觀念包括新歷史主義、新寫實主義等被許多人推崇;所謂生活還原和零度寫作,碎片化、零散化、拼貼化寫作等大行其道,粗鄙化、丑陋化、荒誕性寫作一時成為時尚,被一些寫作者爭相追捧。在他們看來,這樣的還原性寫作、客觀化寫作才更能反映生活真實。如果有誰要對此提出批評,他們就會振振有詞地辯解說,生活本身就是如此,文學這面鏡子只不過反映了生活本真罷了。在他們的文學觀念中,反映生活真實就是文學的全部追求,為此可以不管善惡美丑,不問人情冷暖,不顧情義缺失,拋棄文學應有的精神價值追求。尤為令人感嘆的是,即便是有些在新時期寫出了有影響的現實主義作品并獲得廣泛好評的作家,也在這樣的后現代迷霧中陷入誤區,沉陷于所謂“生活還原”的粗鄙化和丑陋化寫作而不可自拔。此類寫作根本就沒有作者的真情實感可言,出現所謂“情義危機”現象也就毫不奇怪。這樣一些冷漠無情的寫作,還原式描寫人的動物般生存狀態,夸張地展示生活中某些丑陋與丑惡,除了引起一些人的好奇圍觀而滿足其窺視欲外,究竟還有什么文學審美價值?如果要對此類現象反思和追問其原因,除了一些作者本身修養不夠、品位不高外,當代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缺失或誤導恐怕也難辭其咎。

  近來當代文論界正在加強理論反思,包括對以前盲目追逐西方文論所帶來的教訓與問題進行反思,并且有學者呼吁,應當努力建設中國自己的文學理論,用以闡釋和引導中國的文學實踐。筆者對此十分認同,如今的確到了應當重建中國文論觀念及其話語體系的時候了。應當重新回到“文學是人學”的常識,文學本來就是情感的藝術和審美的藝術,應當在此基礎上重建當今時代所需要的文學觀念。針對目前這種文學“情義危機”現象,尤其有必要重建當代“情感論”(或審美情感論)的文學觀念。一方面,應當重新梳理我國多情重義的文學傳統,以及歷史悠久的“情感論”文論傳統,包括古典傳統和現代傳統,積累應有的理論資源;另一方面,還要緊密聯系當代文學實踐,對于文學應當如何堅守情感與審美本位,文學創作應當如何表現審美情感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把當代“情感論”文學觀念重新建構起來。應當說,為當代文學提供強有力的文學觀念的支撐,引導文學實踐走出“情義危機”的誤區,應當是當今文學理論與批評義不容辭的責任。

  (作者:賴大仁,系江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編輯:邱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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