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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現實主義電影的創新性發展——專家眼中的電影《音樂家》

時間:2019年06月17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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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音樂家》劇照

  1938年,武漢淪陷后,詩人光未然帶領抗敵演劇隊第三隊從陜西宜川縣的壺口附近東渡黃河。在目睹黃河的驚濤駭浪時,光未然被船工們搏風擊浪的精神所感染。次年,抵達延安的光未然用5天時間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組詩。這部壯美的詩篇打動了著名音樂家冼星海,他在延安一座簡陋的土窯里,抱病連續寫作六天六夜,終于完成了傳世之作《黃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13日,《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陜北公學大禮堂首次公演,隨即引起巨大反響,成為全面抗日歌曲的“主旋律”。

  80年后的2019年5月17日,電影《音樂家》全國公映,這部由西爾扎提·牙合甫導演,胡軍、袁泉、別里克·艾特占諾夫主演的影片,講述了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衛國戰爭期間輾轉來到阿拉木圖,在極端寒冷和饑餓的殘酷環境下得到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救助的故事,是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兩國首部合拍的電影作品。

  在日前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電影文學學會主辦,《電影藝術》編輯部承辦的電影《音樂家》觀摩研討會上,李準、尹鴻、饒曙光、丁亞平、周星、陸紹陽、皇甫宜川、艾克拜爾·米吉提、周由強、譚政等專家學者,與沈健、西爾扎提·牙合甫、姚春光等電影《音樂家》主創共聚一堂,探討了影片的藝術特色與創作得失。

  《音樂家》緊緊圍繞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一生展開,著重表現了他在舉目無親、貧病交加的艱難境遇中,結識了哈薩克斯坦著名作曲家拜卡達莫夫一家,并與他們締結下深厚的國際友誼。后來,冼星海在對祖國的思念中,修改《黃河大合唱》并創作出交響詩《阿曼蓋爾德》,為哈薩克斯坦人民反法西斯斗爭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支持。

  談及執導《音樂家》的經歷,導演西爾扎提·牙合甫表示“非常難忘”。他表示,冼星海的精神不僅影響著中國人民,也感動著哈薩克斯坦人民。“80年前,《黃河大合唱》在中國的大地上響起,之后又在哈薩克斯坦回響。冼星海用音樂讓中哈兩國人民達成心靈上的溝通,人類共同的命運在激昂的樂聲中唱響。”西爾扎提·牙合甫希望通過塑造冼星海這一偉大人物形象,傳遞人類共通的價值觀與情懷。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李準認為,《音樂家》極具感染力,沒有半點說教意味,生動而真實地展現了人民音樂家冼星海人生最后的華章,以寫實又具有史詩品格的藝術手法,深情講述了很多中國觀眾并不十分了解的中哈人民之間的深厚情誼,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通過觀看影片,我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最優秀的音樂作品一定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冼星海抱著一把小提琴,就能在世界各地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他的音樂思維、音樂技巧、音樂作品,是全世界人民共同擁有的寶貴精神財富。”冼星海在影片中的一句臺詞令李準印象深刻:“音樂是沒有國籍的,但失去了祖國的音樂家卻是無根之木。”李準表示,愛國主義是貫穿《音樂家》全片的主旋律,“冼星海始終心系著祖國——他的根在中國,他的事業在中國,他創作的源泉也在中國。”

  中國影協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評價,《音樂家》是新時代背景下中國電影國際合作的創新性成果,堪稱一部具有鮮明國際視野的鴻篇巨制。“《音樂家》中冼星海多次表達了‘音樂沒有國界,但音樂家有祖國’的理念,影片在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濃墨重彩地展示了中哈人民間的友誼,另一方面又深情地表現了冼星海對祖國的眷戀。”尹鴻表示,影片的高明之處,在于沒有將這種眷戀的情感抽象化、概念化,而是通過冼星海對家人的千般思念,更加柔軟、真實、藝術化地展示了出來,“這種情感表達方式不是排他性的愛國主義,而是全世界共通的愛國主義,彰顯了主創團隊的全球化視野。”

  尹鴻同時認為,《音樂家》展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革命現實主義藝術風格,影片依靠厚重的藝術傳統支撐,在劇情設計、人物設置、場景設定、氛圍營造等方面,體現出了一種復古但不落伍的經典革命美學風格。尹鴻的觀點得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所長丁亞平的高度認同。丁亞平認為,《音樂家》是一部向“人民電影”致敬的佳作,以純粹、干凈、有力量的藝術手法,向人民文藝、革命文藝傳統獻禮。“影片顯示了一種積極的現實主義電影的魅力。”丁亞平認為,現實主義不僅要強調真實性,同時要具有導向性,“《音樂家》不僅塑造了一位民族英雄,更書寫了這位人民音樂家的心靈史,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感染著觀眾、感動著觀眾。”

  與此同時,專家學者們認為《音樂家》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李準表示,作為一部表現音樂家的傳記電影,音樂本身理應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但遺憾的是,《音樂家》的配樂缺少一段特色鮮明、令人眼前一亮的主旋律音樂,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主題的表達。”尹鴻則認為,《音樂家》里主要人物行為的動機性稍弱,或多或少會影響觀眾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度和期待感。“主旋律電影應當更好地與觀眾溝通,要讓觀眾體會到片中人物身上的壓迫感和危機感,同時人物要在這種壓迫感和危機感中做出主動的選擇。對于《音樂家》這類缺乏強事件沖突的人物傳記片而言,更需要通過有效的藝術手法,依靠人物自身的內在張力推動劇情發展。”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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